日本新内阁“第一把火”：发钱促婚？

新官上任三把火，日本新内阁的第一把火“烧”在了社会痼疾——少子化问题上。疫情之下，收入阻滞、失业率高企，低生育的危机还在扩展。加大补助力度、放宽准入门槛，甚至连不孕问题日本政府都考虑到了，在挽救人口危机上，日本政府不可谓不努力。不过，在“低愿望社会”的阴影之下，仅仅是经济上的补助或许更像是权宜之计。

4万元补助

作为主打方针之一，日本新内阁在处理少子化问题上举动敏捷。当地时刻9月20日，日本政府表明，作为少子化对策的一环，将从2021年开端向新婚夫妇发放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万元)的补助，以协助他们支付房租和搬迁费用，方针为居住在施行“新婚新日子援助项目”的市区町村、新提交成婚请求的夫妇。

本来，日本政府现在的方针是，为新婚夫妇提供30万日元的补助，但需求两边年纪在34岁以下，且家庭年收入在480万日元以下。这一举措自2016年开端施行，项目费用将由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同担负，中央政府把补助金拨给提出请求的地方政府，目的是协助因经济原因而推延婚期的年轻夫妇。

从30万日元到60万日元，补助翻了一倍，新政的改变之处不止于此。从明年开端，日本政府还将进一步放宽条件，年纪放宽至39岁以下，家庭收入也放宽至540万日元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补助项目中，地方政府必须担负一半补助金额，这导致了施行的地方政府难以添加。日本内阁府的计算闪现，到7月10日，施行该项目的有281个市町村，仅占一切市町村的15%左右。

因而，为了这一补助的顺利施行、提高市町村的参加率，日本内阁府将在下年度预算请求中写进添加用于少子化对策的面向地方政府的交付金。

重新辅弼菅义伟的表态来看，日本新一届政府关于少子化问题的注重其实早有信号。在9月初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的记者会上，菅义伟就将少子老龄化与修正宪法、经济复苏等问题放在一同，表态称“将向堆积如山的课题发起应战”。

除了发放补助、下降门槛之外，菅义伟还表明，计划在2022年将不孕不育医治归入医保，“将实现不孕医治适用保险”，扩展保育服务，为女性提供安心生育的环境。9月18日，日本厚生劳作省也表明相关作业现已开端，计划在2021年4月大幅提高相关医治的补助额度。

疫情催化剂

将少子化提升至与修宪、恢复经济平等的位置，足见日本政府的焦急。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近期越来越多的数据都说明晰日本少子化问题的严峻性。

8月25日，日本厚生劳作省发表的人口动态计算闪现，2020年上半年日本新生儿数量430709人，相比上一年削减8824人。2019年的新生儿数量为865234人，是日本从1899年开端计算以来最少的一年，每名女性一生所生子女推定人数的“算计特别出生率”为1.36，距离定下的1.8的方针，相距甚远。

与此一起，总人口的下滑趋势也清楚明了。到本年1月1日，日本国内的日本人人口为大约1.2427亿，一年间削减大约50.5万人，简直相当于一个鸟取县的总人口。这现已是日本人口连续11年削减，削减的人口数为1968年这项调查开端以来最大，而且连续第六年扩展。

关于少子化问题的根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指出，一方面，各个国家迥然不同，发达国家在日子水平到达必定程度之后或许会导致生育愿望的下降;另一方面，日本的少子化原因也有其特别之处，疆土狭小、资源较少，民众在入学、就业等方面的生存压力比较大，因而长期以来少子化问题凸显。

“事态非常严峻，说是国难也不为过!”上一年，在谈到少子化问题时，时任日本辅弼安倍晋三就曾这样表明。当天，安倍晋三与负责少子化问题的“一亿总活泼担当大臣”卫藤晟一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面谈，要求后者“动员一切手段，推进相关对策”。

事实上，为了拉动生育率，挽救少子化的危机，不只是上述成婚补助，安倍政府还推出过多项举措，试图让年轻人能放心生育。比方从2019年10月开端，安倍政府推出了“儿童薪酬”计划，每月给每名儿童发放大约折合1000元人民币的薪酬，并由政府负责交纳保育园、幼儿园的悉数费用，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学费和医疗费也全免;从2020年4月开端，政府还将对贫困家庭大学生进行补助。

但很显着，一系列举措的作用似乎并不显着，而现在，少子化问题又遭遇了疫情的冲击。人口与未来网主编何亚福表明，疫情会加剧日本少子化问题，因为疫情导致经济衰退，育龄夫妇忧虑就业和收入受影响，从而不敢多生孩子。

四川天府健康工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孟立联则表明，疫情是否加剧少子化，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封锁或许会添加家庭成员共处的时刻，有利于生育;而另一方面，疫情或许会使中低收入家庭更加窘迫，操控生育的志愿也或许增强。

卸不掉的重担

“经济增加陷入阻滞;年轻人在就业商场频频受阻;比起哺育后代，他们更重视自我提升。”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铃木透坦言，日本人正在面对“绝种”风险。

胡继平坦言，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还是比较着急的。少子化会进一步导致人口结构问题，需求赡养的晚年人会越来越多，而能够作为劳作力的青壮年越来越少，晚年化社会一起也会带来消费缺乏、连累经济开展的问题。

正如安倍晋三将其称之为“国难”，少子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深重的。日本厚生劳作省上一年发布的数据闪现，2018年日本每100位务工者能够选择的职位多达161个，创下自1973年来的最高值。劳作力供需缺口非常巨大。巨大的缺口让不少企业被迫关闭，东京商工研究所的数据闪现，到2018年11月，这一年共有362家企业因上述原因关闭，同比增加超过20%，超过了2015年全年的340家，并创下了2013年开端追寻这一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事实上，日本的退休年纪现已不断上调，现在现已到达70岁，日本政府甚至提出了“终身不退休”的规划。一起，《出入境办理及难民认定法》于2019年4月1日正式生效，日本政府试图引进外来劳作力来添补本国人手缺口。在新法案下，高技能人才只需在日本待满三年，便可获得在日本的永久居住权，相较于之前的五年，日本对劳作力的渴求可见一斑。

劳作力短缺、收入削减，与此一起日本政府在各项福利方面的开销却日渐上升。据测算，日本每年将在幼儿教育、保育开销7764亿日元，在高等教育上开销7600亿日元，算计约1.54万亿日元，无疑是“大手笔”的开销。

“少子化问题关乎日本社会经济根基，将持续采纳办法致力于处理这一问题。但对日本来说，这并非易事。”菅义伟在担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时就曾坦言，现在政府每年投入约5万亿日元用于应对少子化问题，作用并未闪现。

在胡继平看来，日本确实出台了很多鼓舞生育的方针，比方免费入学、生育补助等，这些办法必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年轻人的生育担负，有必定的作用，但坦率来说，难以处理根本问题，比方心理上生育愿望下降，因而作用是比较有限的。

孟立联也表明，补助生育，或许有必定刺激作用，但不会太有用，原因就在于生育率下降是工业化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规律。后工业社会人口开展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场景，现在不好说。但有一点需求指出的是，试图用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的人口开展规律来研究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的人口开展，肯定是会犯错误的，至少客观基础现已不存在。

正如《低愿望社会》里日本办理学家大前研所写的那样，“因为对晚年日子感到不安，他们从30岁开端就拼命存钱，不买房买车，也不想成婚，过着无欲无求的低愿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