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银国际：金时读书会”第一期成功举办 | 专家共话金融创新——《中国金融创新再出发》

　　导语

　　2020年10月15日，工银国际与金融时报社合作在北京成功举办首期“工银国际·金时读书会”。

　　主题｜中国金融创新再出发

　　时间｜2020.10.15

　　地点｜北京

　　以下内容来自读书会现场实录：

　　2020年10月15日，工银国际与金融时报社合作在北京成功举办首期“工银国际·金时读书会”。工银国际行政总裁安丽艳、金融时报社党委书记和社长邢早忠发表了致辞。金融时报社总编辑查子安主持会议。

　　邢早忠在致辞中谈到，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实体经济需要创新，金融市场化改革需要不断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安丽艳行政总裁在致辞中强调，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常态、中美博弈和疫情三重因素叠加，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也仍然复杂严峻，金融如何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是我国能否从金融大国稳步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展望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崛起、金融创新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以及资本市场互联互通逐步完善，工银国际将继续发挥重要特殊优势，推动香港资本市场与大中华经济金融圈优势互补，为中国金融创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并全力满足境内外投资者的全球资产配置需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杨凯生、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携新书《中国金融创新再出发》出席读书会，并就金融创新如何支持实体创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银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等话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来自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时报社旗下各媒体平台的近40位嘉宾出席此次活动，现场气氛活跃，与会嘉宾和读者就“最优金融结构”、数字货币对支付格局的影响等话题进行了交流互动。

　　工银国际·金时读书会

　　黄益平

　　以金融创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出席工银国际·金时读书会，他在会上表示，近几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碰到的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第二个问题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

　　首先他指出当前金融体系在过去这40年，使我国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当中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大型的金融危机的国家！但是这样的系统还能不能持续下去、能不能长期持续下去，他认为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

　　他给出的假设和答案是，我国现在的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他举例，过去经济增长主要的特征是在1978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均GDP 200美元左右，可以说当时中国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那个时候只要有能力生产出任何产品，只要质量不是特别差，就可以卖出去，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低成本优势，可以通过制造业的扩张大幅度地扩张经济。

　　他进一步解释，这套金融体系在支持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扩张方面是有效的，在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是非常高效的。而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今天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金，离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经济门槛12600美金已经比较近。过去一段时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主要的发动机，但它们曾经一度遭受了很大的经济冲击，他认为原因之一，是全球危机以后国际市场不太活跃，但更重要的影响是，收入提高以后，危机以前很多工厂生产的产品今天就不会再有竞争力了。很多国家都可以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但是绝大部分国家没有能力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中间的缺口是这个国家有没有创新和提升产业的能力。

　　他强调，我国过去是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要素投入型的增长，现在是要靠创新驱动型的增长，不管是多低端、多高端，必须往上走，沿着技术链往上走、沿着产业链往上走，经济才能发展下去，企业才有竞争力，这是今天碰到最大的问题。

　　他认为，目前的金融体系很可能在支持创新方面遇到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金融如何更有力支持实体经济。表现一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二是普通老百姓投资难。老百姓的储蓄一是银行的存款、还有一个就是买房地产，现在这两个投资渠道都不像过去那么有吸引力。老百姓投资容易涌入同样的地方，就可能引发一些风险。

　　他认为第二个问题更为突出，就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小微企业规模小，如果有融资问题，它们各自想办法能够生存发展。如今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在中国的税收收入、GDP增长、创新和城镇就业当中的比例已经占主导地位，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不能解决的话，就业会出现问题、创新会出现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对我国来说是大问题。

　　他解释说，为什么金融体系要说创新，就是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在不得不转了，我们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但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没有转过来。怎么转？他认为以下四点需要考虑：

　　第一个问题就是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资本市场比重很小。但一般而言，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方面是有天生的优势的，无论是从识别风险、承受风险还是共担风险方面它有很多的优势。金融体系要发展，将来应该更多的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间接融资中的比重。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将来大力的发展资本市场，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银行仍然会是中国金融体系当中最重要的力量，那么就意味着银行本身也需要创新转型，让他们更加适应新的支持创新的工作，即便更多的依靠银行的创新，仍然有可能推动技术和产业不断的逼近前沿，这方面很多具体工作可以做。

　　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在的金融创新，包括影子银行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问题，将来在改革和监管影子银行的时候，一方面是要把风险管住，另外一方面要把它有利的事情、好的事情维持下来。另外通过数字金融的创新，大数据风控、大科技平台，移动支付等已经深入到日常的生活中，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方面也创出很多新的做法，找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最后一方面的创新就是监管方面的创新。他认为一方面要改进各个监管部门之间政策的协调，另一方面，他指出，一些监管部门往往是监管和发展的责任并举，认为维护市场秩序和保证行业的发展同样重要，这会影响这两个目标之间的权衡。他建议，下一步的监管一方面是从做法上要更多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市场纪律还是要强制下去的，市场纪律必须要执行，没有遵守市场规则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处，这样的话整个金融体系规则就会改进，行业的秩序也会改进。

　　田轩

　　金融创新如何支持实体创新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参加读书会并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现在经过40年高速的增长现在从十九大报告说的高速度向高质量的转变，原来是靠低成本劳动力、要素投入、大规模建设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增长，但是这种模式长期不可持续，新常态下需要进入靠创新来驱动的增长。他认为经济本质上讲就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创新能够让我们在不牺牲别人的资源前提下让更多人获得更好的收益、更有效率的收益。

　　他认为，所有的创新中技术创新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技术创新本质上是对未知路径的探索过程。创新性的工作，必须要发现新的东西、想法、结果。现有的用于激励常规性的工作的办法，如绩效工资是无法激励创新性工作的，这主要是因为创新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是周期长，二是不确定性大，第三个特点是失败率高。因为创新有这三个特点，一旦创新失败，公司的老板无法判断创新失败是因为员工没有努力工作还是创新具有以上三个特点导致的。所以就需要设计一整套体系，利用金融的力量、金融手段和金融工具帮助激励创新，而创新从后疫情时代、从十九大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的大的历史背景下非常重要。

　　那么金融如何创新，才能够支持实体经济创新？

　　他指出，首先从宏观的角度，第一是要推进金融的市场化，开放金融市场。利用20几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市场开放能够更好的激励创新，核心逻辑是金融市场开放，可以让实体拿到更低的成本、可以和国际市场更加的协同、可以分散风险，可以引入很好的治理。

　　第二是提升直接融资的比重，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研究用32个国家的跨国数据对比发现，股和债这两种模式，股票更能够激励创新。举例而言，债的支付形式导致收益是封顶的，债权人更关心资产的安全性，与企业是否成功关系不大，并不关心创新。股的支付结构收益不封顶，和创新周期非常长，失败率很高，但同时，一旦成功可以有巨额回报高度吻合。此外，32个国家的跨国数据显示，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创新比较好，尤其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外部融资依赖性的产业；而债券市场发达的国家相对做得比较差。他建议，我国的金融融资体系需要更多的发展直接融资、更加发展一级PE市场，更加发展二级市场帮助我们推动创新。

　　第三就是稳定的政策环境。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的政策对创新并没什么影响，但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性的活动影响很大。研究发现，当企业家不知道未来政策是偏激进还是偏保守、偏劳工还是偏资本，企业家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等待，观望，做短期的投资，放弃长期投资。他强调，宏观政策需要尽量保持稳定，给实体经济稳定的预期，形成长期的一致预期，能更好激励创新。

　　中观的角度讲，需要更加关注对失败的容忍，包括对短期失败高度的容忍，长期对创新成功有高度的回报，这样的支付组合可以更好地激励创新。此外是要关注创新的金融生态，他提到企业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简称CVC）。他指出，传统的风险投资，其投资的目的是赚取最大的回报。而企业风险投资不是独立的，是大型企业下面设立二级部门来进行早期的投资，投资更多的是战略上的考虑，形成上下游产业链的布局，制造协同效应。学术研究发现企业风险投资可以更好的支持创新，最近国家出现了相关的政策，去鼓励CVC的投资，包括银行业的转型。

　　微观市场更多的讨论企业要素怎么能够创新，如股票的流动性，研究发现，股票流动性过高对企业创新是负面的作用，当股票流动性非常高时，吸引的是快进快出短期机构投资者，追求短期的利益，可能会干扰企业长期的投资，不利于企业家的创新。另一方面是公司治理机构，包括内部公司治理，董事会、高管薪酬的制度安排；外部公司治理举例来说就是“门口的野蛮人”，即敌意收购者。研究发现，门口的野蛮人是很好的外部激励机制，但是对于创新来说，研究发现是反的。他指出，要想激励创新必须要更好的把企业高管、创始人保护起来，不要让他们受到野蛮人的骚扰，以及短期资本的干扰，能够关注长期的创新和投资。同股不同权的制度安排就是很好的办法。

　　杨凯生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下，银行如何发挥作用？

　　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出席工银国际·金时读书会，他表示：

　　作为《径山报告》中的第三部分，《中国金融创新再出发》这本书，许多专家学者提出的一些观点和问题，不仅在当前乃至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还是具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的。例如，要以金融创新来支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又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应该是多方位的；还如金融创新应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几个维度分别入手；再如商业银行要通过自身的转型来实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等等。尽管这两年来形势变化很快，但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以及相关政策建议还是有意义的。

　　他指出，关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是今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一个战略指导思想，在研究银行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时，如何促进实现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顺畅的衔接和循环，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例如，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要提升产业链的竞争力，产业链是连接两个循环的纽带，要循环起来，就不能有卡壳、断链的地方。因此，突破产业链技术瓶颈，提升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银行对此是可以有所作为、也是应该有所作为的。

　　银行目前在支持实体经济运行，特别是在为小微企业纾困的过程中，所提供的融资主要是用于维持企业当下的经营活动。稍加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尽管三季度贷款结构有进一步长期化的趋势，但目前企业的投资扩张与所得到的融资增长并不成比例。这种情况持续久了会带来不少问题，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现在所提供的融资对结构调整的作用有限，这不利于产业链竞争力的提升。

　　当然，针对现在的主要矛盾，需要考虑如何让更多的市场主体、更多的企业活下来，这是必须的。这涉及到就业和民生问题，这是当务之急。但也需要注意如此大量的资金投入，应该努力设法为结构调整，为长远的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健康发展尽可能发挥推动作用。因为无论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还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都需要我们着力抓好国内产业链关键短板的补齐。对于核心技术依然空白或者严重依赖进口的重点产业，要建立健全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条，降低外部依赖性。同时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要争取成为全球重要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杨凯生建议，我们应该认识到银行要支持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为构建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发挥作用；要在构建这个新的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就要着力在结构调整、在产业链的完善提升中发挥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要更好地肩负起这个责任，发挥好这个作用，仅仅靠资金投入总量的增加还是不够的。

　　沈艳

　　数字金融创新促进高质量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出席读书会并发表演讲，她主要从五方面来讲，一是当在说数字金融的时候在说什么、指的是什么。二是数字金融涉及的业态现状如何。三是数字金融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这样说有没有证据，有什么证据、从哪些角度来看。四是看到数字金融发展了，创新可以支持经济高质量增长，为什么，底层逻辑是什么。五是我们展望未来，当我们说它有这么多好处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些今天特别值得去关注的挑战、风险等等。

　　她首先明确了数字金融是指什么以及包含哪些业态，如数字支付、数字货币、互联网基金、网络借贷、互联网保险、智能客服智能投顾、区块链相关的技术。

　　数字支付、数字货币方面，她指出，当数字支付的基础设施铺得比较广、数据化程度提高时，一些经济活动的成本在降低。她举例，在这次疫情当中，中国政府大量发放消费券，截止到10月14日，中国339个城市已经有280个城市发放消费券，而且基本上是线上模式，这是基于数字支付而做的，在政务和政府的理念的传达和执行方面数字支付提供了过去所没有的途径。

　　谈到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现状，她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指数做介绍指出，时间维度上，2011到2018年我国的数字普惠程度在增加，空间维度上，数字金融发展在中国西部、甚至是在不太发达地区增长速度要快于东部的发达地区。与此相应，根据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的指数，这段时间内商业银行总的转型是绝对的上升趋势。

　　具体到数字金融创新可以支持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证据，她总结成三个主要角度：对于企业而言，数字金融发展是对于创新和创业有显著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角度：一是数字金融越发达的地区，注册创新企业数量越多、增速也更快。二是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自己的子指数来看，广度、深度、数字化这三个维度，每一个维度的增加，对创新创业也都有好处。第三是不均衡的问题，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事件对不发达地区的增量更加明显。

　　为什么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她解释道，传统的金融要去应对的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用风险，如事前风险逆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小微企业或个人借贷非常难以识别这两个风险，并且识别风险的成本非常高。但是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提升，数据成本降低，计算的方法、风控的方法更加的丰富，会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可以改善风险定价，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她同时也强调要注意风险和挑战。数字技术和金融相结合也有跨界，跨界的时候形成各种各样新业态会进入到市场中，对于新业态有很多很重要的问题不见得可以立刻寻找到答案，比如如何判断一个业务模式是否可持续，新业态会不会带来新的风险、以及如何防范等。

　　她强调，一是在往未来看高质量增长中，第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加大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低收入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人员，如何尽快被纳入体系当中来，避免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便捷，对于完全不能用的人立马被甩开了。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二是新业态进入的问题，正是由于金融创新高投入、不确定性、时间周期长、成功率低的特征等等，创新和防范风险方面要获得必要的平衡，我们很高兴看到央行已经开始金融科技监管试点，把对于业态的认知和了解尽量提前，和业界一起同时观察金融创新。

　　此外，既然依靠数字技术，相应的数据和模型治理的问题，依靠这些模型去做的时候，模型在变化的时候是谁在负责模型的变化，如果模型的变化带来业务损失谁来承担损失、数据质量等，这些问题，是需要加大更多力气去探讨，甚至提前防控，避免出现行业共振。

　　来源：金融时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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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所载意见纯粹是分析员对有关国家及相关经济情况个人看法